来源：李正权博客的博客
作者：李正权
重庆民俗专家，老重庆，自由撰稿人，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公益专家年6月生，汉族，重庆市人，年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具有助理统计师、工程师、编辑等职称。曾任重庆市质量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重庆地名杂谈》《质量心理学概要》等20余部专著，发表论文数百篇及小说、散文等千余篇，多次获重庆市社科科研成果奖。
（一）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志建筑，例如北京的天安门、上海的外滩、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纽约的自由女神等等。重庆的标志建筑排在第一的，当然非解放碑莫属。虽然相对于观音桥、南坪等其他几大商圈来说，解放碑如今可能已经有些冷落；相对于长江嘉陵江上的大桥，相对于那些动辄几百米富丽堂皇让人高山仰止让人心虚气馁的新建筑来说，解放碑已经显得矮小；但是其作为重庆排位第一标志建筑的地位却依然固存，不可撼动。其他商圈再热闹，其他建筑再宏伟，也不可能代替解放碑。在重庆所有的街道中，解放碑将始终是“第一街”。对于我们这一代老重庆人来说，更是如此。
说起解放碑，在我头脑中首先出现的是那位满脸大麻子的瞎子老婆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天天挑着一个担子，在解放碑周围的三八商店（重百)、友谊商店、群林市场门口卖洗锅刷把、洗衣刷子之类。后来我才知道，她住在下保节院（后改为下三八街）靠岩壁的一间黑房子里，与我一位同学是邻居。同学告诉我，别看她现在其貌不扬，解放前她和她老公可是重庆城有名的“铁嘴”，算命算得特准，天天都有达官贵人上门来算命问财，据说连戴笠也曾来算过。有一次，我去同学家，同学家里没人，她虽然看不见，却能听出我的声音，便招呼我坐下。那时，我已经从农村调回城来，她也因为年龄太大而不再上街。她转弯抹角问我的生辰八字，然后就东一句西一句给我算了一命。其中两条不仅让我记忆深刻，而且影响了我一生。一是说我只能活到五十多岁；二是说我耍朋友（恋爱）很难，不耍上十来个不会成功，而且因为我命中有两个“寅”，两条“虎”，脾气不好，只有找一个属牛的来压一压才行。“牛”在“虎”前，也就是要找一个比我至少大半岁的女人才行。
偏偏那时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根本不信她的话，还赋诗曰：“唯物者，胆气横，敢与天命比输赢。”那时我正是恋爱的年龄，由于种种原因，真的好难。只算别人介绍双方见过面的，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多位，几乎都是女方看不上我，让我自惭形秽。本来有一位很可能成的，但她正好比我大几个月，属牛。我要“与天命比输赢”，竟然拒绝。直到几年后找到现在当我老婆的这位，才停止了我一败再败的“苦难历程”。老婆比我小，属马。但多年后我突然想到，“马”与“牛”是不是没有多少差别。所谓“牛高马壮”，就把“马”与“牛”并列，实际上就是暗示“马”与“牛”乃属同类。如果是这样，我是不是没有逃出瞎子老婆婆给我算的“命”？
不过，瞎子老婆婆说我只能活五十多岁，我现在已经多活了十几年了，看来“铁嘴”也有失误的时候。六十岁之前的那几年，有时我还提醒自己小心点；一过六十岁，我就对自己说，从此开始，你每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既然是赚来的，那就更要珍惜，能多赚一天算一天，能多赚一年算一年，尽可能去接近“天命”限定我的那个人生的上限，力争在死亡之前能够达到那个上限吧。
我们这一代是在“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解放碑虽然并不是在“红旗下”建成的，却是在“红旗下”改的名，与我们这一代正好是“同庚”。小时候，年轻时，我家一直住在解放碑的边缘地带，三天两头都要去解放碑，或者都要路过解放碑，与解放碑就像朋友一样相处。我们看到解放碑的变化，解放碑也见证了我们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碑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我们的命运。而我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解放碑的命运。如今我们老了，苍颜白发，解放碑却青春焕发，更加艳丽。此时来写解放碑，往事如潮，浮想联翩，也算是写我们自己吧！
（二）
作为大地名，解放碑的空间位置究竟包括哪些地方，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如今，一些房地产商为了提高房价，把七星岗也说成是解放碑，让人笑话。上网查，查到解放碑商圈，是以解放碑为中心，东起小什字，北临沧白路、临江路、民生路，西至金汤街，南到和平路、新华路等，构成“十字金街”。这可能是*府确定的范围吧，把小什字、临江门、较场口也包括了进来，比我这样年龄的老重庆人所理解的解放碑要大得多。在重庆，作为没有街、路、巷之类实体地名支撑的诸如小什字、解放碑、七星岗之类的大地名，本来就是一个模糊概念，既没有门牌号，又没有确定的边界什么的，其内涵和外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说不清楚，因而要说大一点就大一点，要说小一点就小一点。本文既不考证，也不争辩，此且不论。
重庆建城已经三千多年。南宋末年彭大雅筑重庆城之前，重庆的城中心在什么地方，已经无考。可以肯定的是，彭大雅筑重庆城后，重庆城的中心不是上半城，而在下半城，当年的重庆府衙就在今解放东路靠北一带。明初戴鼎筑重庆城，中心依然在下半城。直到抗战开始前后，重庆城的中心才移到上半城，解放碑才开始成为重庆“第一街”。即使成为“第一街”后，一开始也还没有个名号。直到年，在解放碑那个地方修了一个木质的碉堡式建筑，命名为“精神堡垒”，人们才以其名称呼那“十字金街”一带。人们使用名称都有惯性，比如老年人看到年轻人，往往叫其小名，甚至令年轻人心感不快。十多二十年前，我家所住那条陋巷的老年人，都还把解放碑叫作精神堡垒。
其实，精神堡垒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号。抗战爆发，国民*府从南京迁来重庆，并定重庆为陪都。年3月11日,国民*府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号召全国人民弘扬民族精神，积极投身抗战。5月1日，重庆各界群众数千人举行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决定在城中心建一座鼓舞士气、弘扬民族精神的建筑物，定名为“精神堡垒”。由于日本飞机轰炸，修了炸，炸了又修，断断续续地修一年多，才于年12月30日修建完工。虽然这精神堡垒是木质的，相当简陋，却成为当时重庆城最重要的标志建筑。当年，这儿经常举行群众集会和纪念活动，蒋介石也在这里检阅过游行队伍。
那精神堡垒是一个方形碉楼，面对民族路一侧，写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整个碉楼高七丈七尺，寓意纪念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里面有五层，有楼梯通上下。碉楼顶上是平的，有城墙上那种箭垛的造型。那碉楼建在一个八角形的底座上，里面用木料为柱，钉上木板条，成为夹壁墙。然后在夹壁墙上抹上水泥砂浆，再刷成黑色。那碉楼顶端有旗杆，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整个碉楼虽然内空，外面看却也庄重。重庆人幽默，于是有了言子：“精神堡垒——外强（墙）中干（杆）”。
精神堡垒建在邹容路、民族路、民权路三条道路交叉的地方，这三条路都是多条道路合并后重新命名的。邹容路南北向。年5月3日、4日接连两天，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把重庆城区的繁华街道几乎全部炸毁，居民伤亡六七千人，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场大轰炸中，从大梁子（现新华路）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路口到临江门的五条繁华街道三王庙、苍坪街、天官街、柴家巷、夫子池全部被毁。这五条街道首尾相接，又是重庆最重要的商业区，后来重建，就尽可能扩宽修直，并将其合并。因此路是重建的，取名为新生路。年12月，市*府为纪念辛亥革命功臣邹容，将新生路改名为邹容路。民族路起于小什字，从东往西，分别是小什字、靴子街、木牌坊、小梁子、白龙池、会仙桥。民权路与民族路相接，原是都邮街、关庙街，向西延伸，止于民生路口，后来又延伸到较场口转盘。精神堡垒建成之前，那周围繁华的商业街区没有一个大地名来统率，也就不好指称。特别是当年那片街区里的小街小巷又特别多，特别短小，你说个地名，别人可能搞不灵醒。有了精神堡垒，一说就知道大致在什么地方，也就更便于交流。地名与人名一样，是用来识别和交流的。
毕竟是木结构，毕竟太简陋，加上日本飞机连续轰炸，那精神堡垒并没有“堡垒”起来。后来也多次进行维修和加固，但先天不足，后天损害，抗战还没胜利，“堡垒”就倒塌了。当局手上没钱，只好清除废墟，在那基座上立起一根旗杆，但精神堡垒的名称却留了下来。早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府就拟定了陪都建设计划，准备在精神堡垒那个地方建一座像法国巴黎凯旋门那种模样的凯旋门，还要建一座抗战胜利纪念堂。抗战胜利后，国民*府还都南京，规划就成了一张废纸。但是，重庆毕竟是八年抗战的首都，重庆人毕竟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个纪念物，怎么也说不过去。拖了一年多，时任市长张笃伦想尽办法，好容易筹集到一笔钱，但要建凯旋门什么的却差得远，只好建个纪念碑。于是，“精神堡垒”被彻底拆除，建起一座高塔，取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
纪功，就是记述功勋。范仲淹《＜赋林衡鉴＞序》：“书圣贤之勋者，谓之纪功。”抗战胜利纪功碑，记的既是全国人民艰苦卓绝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功，也是记的重庆人民咬紧牙关坚持抗战之功。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碑其实规模不大，但当年竟然用了20个月才基本建成。建筑平面呈八面形，用钢筋水泥建成，共8层，高27.5米，上下有盘旋的铁制楼梯连接，塔座下有地下室，塔顶是半球形状，有瞭望台，有探照灯等照明灯具，四面有钟。朝民族路一面的碑体上刻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大字，是当时四川著名才子、曾在清朝晚期当过翰林院编修的赵熙所书。整个碑体就是一个直立的柱子，像男性勃起的生殖器，有阳刚之壮美，展现了中华民族不惧强敌，自强不息的气节。
却说那四面钟。那时，重庆造不出来，更无处可买。若瑟堂钟楼上有，当局去借，别人不给。只好派人到南京、上海去找，结果依然空手而归。后来，通过南京天主教的大主教，在一座法国的天主教堂找到一座四面钟，而且是使用了四十多年古董机械钟。也管不了那么多，拆下来运回重庆，安在纪功碑了。这样一个老古董，四个方面四个钟，我不依你，你不依我，各行其事，各显神通。你慢慢走，我快快跑，你本在我前面，我却超过你。走着走着，又突然停摆，经常闹笑话。重庆人言子多，于是又增加两个：“纪功碑的钟——各走各的”“纪功碑的钟——不摆了”。
纪功碑当然比精神堡垒更“堡垒”，但不知为什么，重庆人却依然称那片街区为精神堡垒，纪功碑的名号始终没能流行。我虽然出生在解放后，经常听老人们称呼解放碑为精神堡垒，却没有听谁称呼过纪功碑、抗战碑或胜利碑什么的。或者是抗战胜利纪功碑不好简称，没有人出来确定怎么简称；或者是“纪功碑”三个字不太悦耳，甚至有点拗口；或者是那碑年8月建成后仅仅只过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就换了朝代，那碑就更名为解放碑；总之，不管是作为建筑还是作为地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记忆。抗战和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意义和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这座全国唯一的抗战胜利纪念碑却没有留下多少记忆，相当多的重庆人都说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这样的历史遗憾让人想起也有些难受！
重庆是年11月30日解放的。刚解放，百废待举，事务肯定繁忙，但领导们却异常关心纪功碑，决定把其改建。几个月后，改建完成，在解放碑下举行了第一个国庆节游行。要说改建，其实也没改什么，只是将“抗战胜利纪功碑”几个字铲掉，重新刻上刘伯承题写的“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几个字。不知是谁确定的简称，“解放碑”三个字不仅抓住了“人民解放纪念碑”的核心，而且比“纪念碑”响亮而明确，比“纪功碑”悦耳而有意义，于是很快就流行开来。
（三）
现在回想起来，解放碑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仅仅只是马路中间那高耸的平台，与当年处于邹容路和中华路交界处的魁星楼，与处于临江门马路中间的交警岗亭没有什么区别。那时，我还小，还不懂解放碑的意义，只想着如果能够爬上那平台肯定好耍，如果能够登上那塔顶就更安逸了。有一年可能是在维修，那上塔处的小门打开了，我和几个同学相互怂恿，跑到那小门外去看那塔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没走拢，就被一阵呵斥，只得退下来。那时，解放碑是四周最高的建筑，如果爬上去看看，说不定又可以写一个让老师多画两个红圆圈的好作文呢。
那时，国庆节都要游行。头天晚上就要戒严，把解放碑周围空出来，在那街两边放上很长很长的板凳，作为观礼台。解放碑台子上则是主席台，当官的站在上面检阅。我们当然进去不了，只有在临江门临江路看热闹。于是，对解放碑就有了神秘感。有一年国庆节下大雨，游行的，观礼的，看热闹的，全都淋成落汤鸡。游行结束，我随着看热闹的人涌进解放碑，那主席台，那观礼台竟然一片狼籍，神秘感于是消失了一大半。第一次参加国庆节游行，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走进解放碑，走过主席台。那时，任白戈已经被打倒，站在台上最前面的那个高高的汉子，可能是鲁大东。我是跟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去游行的，但我早已成了“隐藏”在保皇派中的造反派。我真想高呼：“炮轰市委！打倒走资派！”但不知为何，却喊不出来。当然，我也没有跟着别人喊诸如“誓死保卫”之类的口号。
当年建抗战胜利纪功碑，字刻在民族路一侧，也就是说，纪功碑是朝东。当年集会游行，主席台也是朝东。南京在重庆东面，朝东自有其含义。解放了，北京在重庆北面，于是游行集会时主席台就朝北了。我至今也没弄清楚，当年重刻碑名时，为什么没有把那七个字刻到北面来。甚至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哪个异想天开，说刘伯承对蒋介石有什么幻想。
如今，不管是在市民眼中，还是在外地来的旅游者眼中，解放碑都只是一个商圈，有的只是繁华。但是，不管是当年的精神堡垒、抗战胜利纪功碑，还是如今的解放碑，实际上都是*治的产物。要说解放碑，就离不开*治。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记忆中的解放碑，更多地与*治相关。
最多最深刻的记忆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了。马克思说：“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解放碑就充满了这种“节日”的气氛。那商店门外的墙上，那解放碑的碑座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字报。那碑座上，那马路边，东一堆西一坨挤满了辩论的人群。那解放碑台子上，几乎天天都有批斗会，先是批斗反动权威，接着批斗牛*蛇神，后来批斗走资派保皇派，再后来就批斗“五一六”、打砸抢分子什么的。时不时有游行示威的队伍喊着口号走过，设在商店楼上的广播不停地吼叫，停在马路边的广播车则与之对吼。那时，解放碑成为重庆人获取“革命”信息最重要的源头，隔几天不去解放碑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番，你就会落伍，就会感觉不舒服。
开始，大字报还很有内容，既有长篇大论，又有小品拾零。二十九中的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曾经在三八百货商店（现重百）旁边的墙上，定期张贴他们写的《山城拾零》，文章短小，内容幽默，很受看，一贴出来就人山人海的挤着看。后来，大字报开始减少，代替大字报的是大标语。不管哪个贴出的大字报，一转眼就会被对方用大排笔在上面涂抹成大标语。于是，满城都是“热烈欢呼……！”“强烈抗议……！”“严正警告……！”“誓死捍卫……！”“坚决砸烂……！”之类。再后来，大字报不准乱贴了，那街边或墙上设立了大批判专栏。有人不信弦，就在那官方文章上贴小字报，贴油印传单，引来路人围观。
还有大辩论。开始，人们围绕大字报议论和辩论，都还比较讲规矩。但辩论双方一激动，也就难免动手动脚。记得是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到街上去看大字报，解放碑台子上正在辩论。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正在台上演讲，刚刚说了一句“我们要怀疑一切”，立即就冲上去几个人去，围着他质问：“你敢怀疑毛主席？你敢怀疑*中央？”于是就开始辩论。北京来的大学生只有三五个人，冲上台去的有好大一群，把那些北京来的大学生团团围住。北京来的大学生说，“怀疑一切”是陶铸同志提出来的，陶铸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是传达毛主席的声音。那围攻他们的就说，我们只听毛主席的，不听什么陶铸的，还硬说他们在怀疑毛主席，在怀疑*中央，是反革命。说着说着，围攻的人就开始动手，先是推推搡搡，然后是挥拳相向，不一会儿，那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就鼻青脸肿了，败下阵去，辩论也就结束。
还有一次，我在解放碑看大字报。不知是怎么引起的，一堆人为那大字报上的内容发生了辩论，我也参与其中。哪知看大字报的人中，“保皇”的观点占了多数，我们几个持造反观点的人就被围在中间。我嗓门大，声音高，就成为对方攻击的重点。我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后面就有人一拳头向我打来。人多拥挤，那拳头落在我身上时，已经被不少人的肩头阻挡，基本上没有力了，也就是说没有打到我。但这却让我很气愤，我指着对那出手的崽儿说：“你说不过就要打人，说明你没有道理！”他提劲：“打了你啷个？”我看他和我差不多大小，也提劲：“要打就打！未必我还怕你了？”幸好人也太多，挤来挤去，我们也被挤散了，架就没打起来。
后来，围绕大字报进行议论和辩论没有了。即使有那么一两个不怕事的，出来说一两句，马上就会遭到不同观点的人反对，“文斗”也就很快演变成“武斗”。武斗从拳头木棒开始，然后是匕首钢钎，再后来就真枪实弹了，机枪大炮也用上。打得最激烈的是年8月，每到晚上，江北长安厂的反到底派隔着嘉陵江，往临江门的外贸大楼打炮，夜空中不时划过一长串红色的曳光弹。那年8月13日深夜，八一五派从东方红（和平）电影院攻打马路对面的交电大楼，甚至用了炸药包，用了燃烧弹，把交电大楼打燃了，烧了一整天，好端端一座大楼只剩下一个黑糊糊的光架架。
后来就停火了，就上交武器了，但好枪特别是短枪却留了下来，武斗也就难以停止。那一两年，解放碑经常上演着两派之间互相抓人、打人、杀人的“好戏”。本来平静的街道，突然响起几声“逮到！”“逮到！”的喊叫，就会看到一群拿着棍棒甚至短枪的人在追一个拼命逃跑的人。看热闹的人立即散开，让出一条路来，让他们你追我跑。那时，两派的头头或钢杆铁杆什么的，到了解放碑都要随时左右观察，害怕被对方的人“网”住。有一次，我在解放碑逛街，有人从后面拍我的肩头。我猛一惊，下意识地转过身去，把手伸进怀中，这才发现是我一位家住保安路（八一路）的同班同学。幸好那天我没有带枪，否则很可能掏出来开上一枪呢。
老一点的重庆人都记得，友谊商店（现世纪新都)楼上那个“完蛋就完蛋”广播站，那广播员人称“谢拜拜”，嘴巴极为了得，一挖苦二“详水”（讽刺），经常引起听众捧腹大笑。与之对抗的是马路对面群林市场的红旗广播站，据说那广播员是评书演员徐勍，也极会说。两人对说，说上八九个小时也不累，讽刺、幽默、挖苦、揭短、挑底、咒骂、侮辱，什么都来，总能引起听的人一阵阵哄笑。于是，每到傍晚，那街心花园便坐满了人，尽是老头老太婆，专门听他二人打嘴仗，似乎也是一种艺术欣赏。有时候，嘴仗打不赢了，或者觉得对方的话太让自己难堪了，便有人从那窗口伸出枪来，开那么几枪。于是两个大楼间，子弹飞过来飞过去，打得个乒乒乓乓的。冬季天黑得早，还可以看到那子弹飞来飞去的红光，更是耀眼。打上一阵。然后又停火，又用嘴打。奇怪的是，重庆人竟然见惯不惊，胆儿也大。那些坐在街心花园听他二人打嘴仗的老头老太婆早已见多识广，你打你的，他自岿然不动，泰然处之，秩序不乱，还仰着头看那子弹飞来飞去，指指点点，评价谁的枪好谁又打得好，像看西洋把戏似的。等到枪声停下，又继续欣赏两个广播员的“说书”“艺术”。那真算得上是解放碑历史上一大奇观。
后来，那“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被驻*包围了，不知为何又不进入大楼，让*人站在那儿，只准人出，不准人进。楼上的人却不当回事，还是继续广播。包围了几天，楼上已经没了给养，于是又准许给大楼提供粮食蔬菜等物品，于是又睁只眼闭只眼，让外面的人趁机混进去，惹得全市、全川以至全国各地的人送来各种各样的横幅布幛，挂满那大楼。那情景，与今日的广告大战相似，只是文字截然不同罢了，色彩可能没有广告那样艳丽罢了。围了一两个月，不知为何又撤了。一直到年9月，那广播站才撤销。没有了那两张油嘴的对说，解放碑竟然冷清了许多。
（四）
说到解放碑与*治，我就忘不了那位背已经被压得很弯很弯的韩伯伯。我家住在临江门九道拐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邻居，曾经来给我们换过电表的保险丝，还修过过道上的灯。父母告诉我，他是右倾分子，在受管制。那时我还小，弄不懂，只知道他是坏人。但他人却慈祥，怎么看也看不出他有哪点坏。后来我才断断续续知道，大鸣大放的时候，让搬运工人也提意见。他在会上说：“不晓得是哪个龟儿子兴的，星期天要把解放碑封起来，不让我们过，害得老子们拉板车，要绕好大一个圈。解放碑算个啥子鸡巴锤锤嘛！”原来，可能是因为周末解放碑人多，那一年*府决定，邹容路、临江支路、五一路、中华路四个路口之内不准行车，板板车也不准通过。这样，从临江门拉货去大阳沟，去新华路，就要绕一个大圈，搬运工人就要多费很多劳力。没想到，就为这样一句话，韩伯伯就成了坏人。父亲说，他是工人，没有文化，定右派没有资格，所以定了个右倾分子，话语中充满了同情。灾荒年间，他又发了点牢骚，竟然被抓去关了两个多月。放出来后，领导又把他的粮食定量降为26斤，后来他就死了。
可笑的是，定他当右倾分子后不久，星期天解放碑封路的决定就被取消，直到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重新实施。不过，那时封路也只封汽车，不封板车人力车，而且人交公司还专门开了一路从朝天门到临江门的公共汽车，以解决封路给市民造成的麻烦。据说，星期天重新开放解放碑道路后，韩伯伯去找过领导，领导说：“你把解放碑骂作是鸡巴锤锤，把领导骂作是龟儿子，没给你戴反革命帽子就已经是宽大处理你了，你还想平反，是不是想去坐几天‘鸡圈’啊！”
（五）
虽然与*治相关，虽然始终脱离不了*治，但解放碑周围基本上没有*府机关，有的只是商店餐馆。当年，重庆城区人口已达两百万，却只有解放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商圈。郊区的人要进城来逛，城里的人有事无事也要去逛，因而总是人流如织，摩肩接踵。
说到解放碑的商店，首数的当然是重庆百货大楼，简称重百。但在老一辈重庆人口中，依然叫它三八商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它就是全国十大百货商店之一。那时，重庆的商店几乎都只是一层，即使有楼，楼上也是办公室，甚至就是住家户。三八商店却有楼，楼上卖衣服，卖呢绒。那楼是砖木结构，那木楼板闪悠闪悠的，叽嘎叽嘎的。我家穷，父母好像没有带我们专门去逛过商店。在我印象中，只在三八商店扯过布。我从农村招工进了望江厂后，看到我一身几乎没有一件不补疤的衣服，母亲在三八商店给我买了一件咔叽布的蓝色战士服。也不知为何，那衣服我只洗了一次，就变了色，再也没有新的感觉。多洗了几次，就缩了水，下摆就在腰杆上甩来甩去。
那时，买布买衣服都要布票，发得最少的时候，一年一个人只有一尺八寸。一尺八寸乘五等于九尺，也就是三米。外国人高大，三米布只能做一条裤子，所以苏联就说我们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后来发得多了一点，最多时也就一丈五尺，也就是五米而已。布票不够，就要想办法买不要布票或布票打折的。母亲下班后，一身汗，—身灰，经常挑着箩筐扛着扁担“逛”三八商店，不过只逛卖布卖汗衫之类的柜台。一旦卖“处理品”，一旦卖减票布，那柜台前立即就会人山人海。母亲放下担子，凭着她那挑两三百斤爬临江门城门洞坡坡都可以不歇不喘的力气，没有几个人能挤得赢她。她抱着“耙和”挤出来，满脸胜利者的笑，让我永远难忘。
后来，我就继承了母亲的“事业”。星期天回家，有事无事也往解放碑跑。那时，已经出现“的确良”“三合一”之类，不要布票只要钱，抢得更凶，往往十来分钟就抢光。三八商店靠科技书店的地方有一个很狭窄的巷道，装有铁纤子门，不怕人们挤。人太多，都是牛高马壮的，要挤进去，没点力气和技巧，是不可能的。我从小下力，有力气，而且也有挤的技巧，人再多再挤，我也能挤进去，总能“凯旋而归”。有一年，我买到一米“三合一”，做了一条裤子，很是得意，让师傅师兄们羡慕，于是就有人托我帮忙，我竟然给好几位师傅师兄买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竟然还有一种成就感。
再后来就改革开放了，虽然还兴布票，但“的确良”“三合一”之类也多了。那时，三八商店每天早上开门，二楼的服装柜台都要卖用塑料封装好的衬衫，每件十元左右。那种硬领衬衫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很是抢手，几大箱拿出来，十多分钟就抢光。于是，就有人很早就去候着，大门一开就百米赛似地跑到那柜台前，抢上七八件十来件。到了晚上，又拿到商店门口兜售。每件加二元，十件就是二十元，比我们半个月的工资还多。重庆最早的个体户，就靠这样的“倒买倒卖”掘到了“第一桶金”。年代中期，重庆最有名的个体户刘文志曾经告诉我，他这样“倒买倒卖”，最多的一天竟然赚了四十多元。现在想来，我当时也太“正统”了，或者说也太哈太蠢。如果早上我也去抢上几件来，至少可以多买几本书了。
不过，那时人们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