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重压下的灵*哀号
九十年前，鲁迅在他的小说《祝福》中曾经写下这样的著名细节：先后嫁过两个男人的祥林嫂，后来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她问“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的？”而这个问题突然袭击了这个知识人：这里的人照例相信*，“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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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为难中，“我”是“匆匆地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多少年前读《祝福》时，很不喜欢这个纠缠不清的细节，不明白惜墨如金的鲁迅为什么在这上面花费那么多笔墨，后来多少有了些阅历，才感觉这字字句句像锤子一样在敲打着灵*，让人无法轻松。与很多同时期作家相比，鲁迅的作品不仅写出一个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而且深入到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在叩问人物灵*的同时，也叩问着自我的灵*。
我没有想到，这个场面在孙惠芬的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中又不期而遇，那是一个女儿为了二十元钱自杀，而自己又患了脊髓炎的人。
“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大妹子，你是记者，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说，到底有没有老天？’”简单的问题同样困惑着“我”，原本我认为一定有，它主持着世间的公正，可是这些天来采访自杀案例，看到那么多无辜的人遭受命运暗算，因与果在他们命运中发生断裂，我的想法开始游移，我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怎么想了。“我”只能把问题踢回去：“你说呢？”对方则激动地回答：“我觉得没有，根本没有！俺今年五十一岁，从俺懂事儿到现在，从没坏过谁，骂人是骂过……可是现在，俺不信有天了，要是有天，它不会这么狠*，它不会让俺遭这么多的难。”
从祥林嫂的惧怕到这里的怨愤，都是在命运重压下的灵*哀号。
《生死十日谈》描述的是当下中国农村中的自杀现象，它似乎呼应了之前社会学家的关注：2002年，加拿大医生费力鹏和他的中国同事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公布他们所调查的中国自杀率，当时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几乎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农村又是自杀率占了绝对高的比例。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西方，90%以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而在中国仅有63%，这种独特的情况吸引社会学家吴飞去研究“中国式自杀”。他试图在人类共同的境遇下，阐释中国自杀问题的特殊性。而《生死十日谈》中，那些冷漠的数字都变成了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长久以来，“农民”是作为一个阶级符号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用他们宣示国家*策、展现历史纠葛、人性复杂。然而，他们的灵*总是被描述得很粗糙，甚至有人更感兴趣农民身上所谓的“原始”的生命力，梦想还存在教化之外的空间，以填充某些知识分子自身的缺失。这种意淫式的描述，不管是他们麻木也好，野性也罢，即便不是有意矮化，也都是把他们当作某种观念的机械零件，有意无意忽略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不仅有浅层次的喜怒哀乐，还有源自生命的本质悲痛和哀伤――尽管，他们并不一定以一种形而上的话语来反思、叙述，也并不一定都能找到自己的救赎方式。
祥林嫂在问话中展现的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的精神苦闷，她不是忧虑现实问题，而是指向来生的精神困惑。孙惠芬通过一个个自杀者的最后抉择，呈现了这些人不能被看轻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作家在生活体验中的收获。《生死十日谈》首先让我看到的就是那些自行了断生命的人鲜明而倔强的灵*。
不论是爱打电脑的儿媳妇，还是为了买手机攒下二十元钱而自杀的小学生，面对的都是现实问题，包括衰老、病痛、贫穷等命运所赐而个人无力解决的问题，他们动辄以生死来表达内心诉求，仿佛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后的末路选择。
可是细究起来，大多数的自杀并非是现实问题，而是为了精神问题，虽然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但作者试图告诉我们自杀不完全是逃避、怯懦，也可能是一种勇敢的选择。比如大辫子姑娘的乡下男人，几十年呵护妻子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千辛万苦都尝过了，就因为腿上长了骨刺便选择自杀，这似乎不可理解，可是他的逻辑则是：他如果瘫在床上，让平常从未干过活儿的妻子受累，那是不可想象的灾难。于是，他用舍弃自己的生命达到“不拖累”，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呵护吗？
为什么自杀在农村那么多，恐怕不是单纯的生存环境恶劣的问题，而恰恰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卑微”的生命，卑微得他们不足以左右自己的命运，只有拿自己的生命做最后一搏，为自己争得最后一点生命的尊严。《生死十日谈》指向的是自杀者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细微又丰富的存在，如果要评估这部小说的意义，我认为最大的意义就是它在中国文学中再一次照亮了为社会所忽略的那些底层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不沉默更不麻木，这些招*的文字，让那些逝者的面目变得更清晰，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人生中不全是灰色。
同时，《生死十日谈》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境遇是一体的，不存在着没有灵*和没有精神世界的“特殊”躯体，也不存在“他们”与“我们”，“他们”就是“我们”。其次，“他们”的命运也是当代社会变动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这个困境如果用列夫?舍斯托夫在解读《地下室手记》的话来讲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看到’，天空和监狱高墙、理想和镣铐，决不像他和常人从前想象的那样，是对立的。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没有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任何功勋，任何‘善举’，都不能使人们摆脱自己‘无期监禁’的地位。”
正因为这样，我无法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来欣赏或消费他的命运和苦难，而是感到翻动书页的沉重。读这样的书注定是一次艰难的阅读，不仅是生命消逝的哀伤和震撼，还因为他们倘若没有这样一次自我选择，他们真的可能就是麻木甚至是没有灵*的人，然而，正是这样的死亡照亮了他们的生命。矛盾的是，以此为代价不仅让人心痛，而且太沉重。我需要巨大的心力来化解这其中内心的纠结，如果跳出作者所描述的内容，或许这正是小说的成功之处：它借助了一场社会调查的躯壳，却装作一个作家对现实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