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藏书家赵琦美抄校本古今杂剧为目前所见保存元明杂剧最为丰富的文献总集，然其题署则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即由“也是园古今杂剧”到“脉望馆古今杂剧”的演变更替，至今未有确论。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线装书局年影印版。
因涉及赵氏生平、藏书、抄校本古今杂剧与脉望馆的关系问题，不容忽视，今据相关史料，作一点考辨。
一、“也是园古今杂剧”还是“脉望馆古今杂剧”
一般皆知，身处明万历后期的赵琦美虽首任古今杂剧抄校之力，功不可没，却未整理编目，殁后书归钱谦益绛云楼，散置如故，开始着手完成这项工作的是入清后活动在康熙年间的钱曾。
曾字遵王，号也是翁，又号贯花道人、述古堂主人，虞山（今江苏常熟）人，钱谦益族曾孙。绛云楼火后，谦益将包括赵琦美抄校本古今杂剧在内的烬余之书赠与钱曾，后者因得对其首次进行整理编目，成果体现在《述古堂书目》和《也是园书目》二书中，而以后者为最终写定本。
钱曾亡故后，这批杂剧文献辗转历经张远、季振宜、何煌、试饮堂顾氏，间有散佚，至嘉庆时藏书家黄丕烈手中又进行了第二次整理，因编目沿自钱曾也是园，故仍以《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命名，并一直延续到近代。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戏曲研究院集体编纂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将黄目收入，同样延续了这种命名的深远影响。也
正因此，前辈学者孙楷第以同样的方式命名自己的研究专著，包括上个世纪40年代问世的《述也是园古今杂剧》和50年代面世的《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从而在学术界加深了相关的印记。
然而，与上述命名流行的前后，以同样是前辈学者的郑振铎为代表，赵氏抄校本古今杂剧呈现着根本性不同的命名方式。
《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
谁都知道，在赵琦美抄校本古今杂剧于年被发现并购归国家图书馆的过程中，郑振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郑振铎的韧性和卓有成效地参与并为之奔走，这部分珍贵的戏曲文献能否在当时顺利地重见天日还是个未知数。非但如此，郑氏不仅是尽收全功的发现者和购归者，而且还是一位相关课题研究的开拓者，他为这批文献的问世所撰的跋文，至今仍为研究赵氏抄校本古今杂剧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关于郑振铎发现这批文献并力促其回归国有的过程，有关论著已详加谈论，此处不再赘述。然而，有一点必须说明，郑振铎是不赞成用“也是园”来命名这部分杂剧文献的。他在梳理了该文献的辗转收藏历程后，十分明白地指出：
所谓也是园藏者，只不过是其中受者授者之一人而已，实应作脉望馆抄校本。①
“脉望馆”为明代藏书家赵用贤和赵琦美父子两代的藏书处，位于今天江苏省常熟市城内。郑振铎以之与“也是园”对举，舍彼用此，突出了赵琦美在这批杂剧文献中的关键地位，具有相当明显的合理性。
《脉望馆钞本古今杂剧》
出自同样的理由，郑氏于年在其主持编纂的文献巨制《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中，正式将收录的赵琦美抄校本古今杂剧命名为《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从而似乎了结了这一段公案。当代学者蒋星煜这样叙述：
解放以后,孙楷第发表了二十万字的专著《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因此书曾经钱曾也是园收藏,故孙楷第命名为《也是园古今杂剧》,《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影印此书时已恢复原名。②)
显而易见，蒋先生的这段话实际上将郑、孙二人的争论极大地简单化了。姑不论“恢复原名”是否成立（这一点以下还将着重论及），即孙楷第亦并非仅仅“因此书曾经钱曾也是园收藏”辄以之命名，而是有过严肃认真地考虑，其在上述两书的开宗明义即这样表述：
琦美校录之本，宜称脉望馆本，今仍目为也是园旧藏者，以也是园目备载诸剧名，而脉望馆目无之。且斯编卷首有黄丕烈手抄目录即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夫书是赵琦美故物，书自钱曾而后，丕烈得斯书之前，藏者固非一家，丕烈非不知之。而独称“也是园藏书”者，以曾“也是园目”有杂剧多种，人所共知，标名宜取其著者。丕烈之意固当如是也。③
不难看出，孙氏于此书命名既考虑到抄校本任事者和最早收藏者赵琦美，也考虑到最早编目，且为今存本卷首目录所继承的钱曾，同样没有忽视其它收藏诸家存在的事实，指出“也是园目备载诸剧名，而脉望馆目无之”的问题，不能说没有道理。
《也是园古今杂剧考》
而且由于撰于郑振铎跋文之后，显系对郑氏文中有关“应作脉望馆抄校本”主张的回应。只是由于郑振铎先生对此没有留意，在主持《古本戏曲丛刊》时仍根据自己之前的观点处理赵氏抄校本古今杂剧题名，结果还是留下了一段悬疑的公案。
今天来看，赵氏抄校本古今杂剧以“脉望馆”或“也是园”冠名均不无道理，未可轾轩。惟如在“古今杂剧”一词前去掉“抄校本”而加“旧藏”、“藏”则显得灵活，以“也是园”冠名或更能凸现编目的工作，且更具连续性。但如仍系“抄校本古今杂剧”，则必须有主语，以“脉望馆”冠首应更合适。
然而，“脉望馆”与“抄校本古今杂剧”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吗？
脉望馆
二、“脉望馆”是否“古今杂剧”抄校和收藏之地
常熟赵氏脉望馆与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并称为明代江南三大藏书楼，可谓名闻遐迩，以其冠名赵琦美藏书本不应成为问题，但谁都知道，除了琦美本人并未从事编目这个老问题外，其《脉望馆书目》只是在盈字号词曲类里收了关汉卿《陈母教子》、郑德辉《梅香》、朱有燉《诚斋传奇》、汪道昆《大雅堂集》以及《楚昭王疏者下船》、《莽张飞大闹石榴园》等三十多种元明杂剧剧目，竟未透露出其它任何有关抄校本古今杂剧的信息，则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还是郑振铎，其在《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中明确指出：“今传的脉望馆书目，所载词曲，寥寥无几。……与今所见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多至六十册以上者大异。”④
这短短一句话看似不经意，却显示了一代治学严谨的文史大家的精细和敏感。只是对于个中原因，郑氏却没有深加考究，仅仅作了一点推测：
疑脉望馆书目为后来所编，此书或已转售，故不著录。
显然这样的推测还是有点简单，“后来所编”充其量只是一种可能，“疑”、“或”等字眼表明作者对此并不能确认，他在当时的考察重点尚未及此。
这一点到了孙楷第那儿则有所不同，其在上述二书中以同样的文字指出：“今所见也是园藏清常抄校本杂剧二百余种，几全不见于此编，颇不可解。”这里表露的意思和郑振铎几乎相同，但孙氏却没有就此停止追究，他相关研究专著中对于问题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考辩。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
针对郑振铎认为“脉望馆书目为后来所编”的观点，孙楷第对《脉望馆书目》现存两个版本（玉简斋本和涵芬楼密笈本）的编撰时代均进行了详细的考辨。结果令人惊异，据以判断编撰年代的同样几件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纪年：
两书一作万历四十一年，一作万历四十六年，乃大不同。此一字之异，关系甚大。苟能证明何本为误者，实属快事。惜余之力今日不足以语此。夫所记月日皆同（仅玉简斋本第一目多出书四五种），则必是同年之事。二书记年，必有一误。⑤
今天看来，两个版本的《脉望馆书目》各有所据，文献价值无可轾轩。孙氏最终认为，在缺乏可靠证据取舍的情况下，“亦不敢云俱误。无已，姑两存之。”
当然，这是最保守但也是最无奈的做法。只是这样一来，想依靠该书目编定时间来解释为何不收抄校本古今杂剧的原因就只能落空了。
因为根据现有资料已确知赵琦美抄校本古今杂剧是在万历四十二年至万历四十五年之间，如《脉望馆书目》编定于万历四十一年，则其时赵氏尚未开始抄校内府杂剧，未予收录当属自然。但如编定于万历四十六年，则其时赵氏抄校内府杂剧甫完，自无不收录之理。所有这些，都使得问题不但未能解决，还增加了新的谜团。⑥
《脉望馆书目》
非但如此，造成的谜团还在于，今存赵琦美抄校本古今杂剧所有批注，大多只署抄校日期，只有少数几条涉及抄校处所，然亦均未显示有关脉望馆的任何信息。现胪列如下：
望江亭中秋切脍旦一卷元关汉卿撰万历二十六年刊本（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十二月二十日校内本于真如邸中，清常道人）
河南府张鼎勘头巾一卷元孙仲章撰（“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贺冬节四鼓起，侍班梳洗之余，校于小谷本，清常道人记”）
刘晨阮肇误入天台一卷明王子一撰万历二十六年刊本（“丁巳六月初八日四鼓，侍班待漏次校于小谷本，自八月雨后此方有两寸许，清常道人记”）
十八学士登瀛洲一卷□阙名撰钞本（于小谷本录校，乙卯二月初八日，有事昭陵，书于公署，清常道人）
海门张仲村乐堂杂剧一卷□阙名撰钞本（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七月初十日校内本,是日瑞王成婚并记,清常道人琦）
太乙仙夜断桃符记一卷□阙名撰钞本（于小谷本校录，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四月朔日校，是日始雷电雨，清常书于真如邸中）⑦
可以看出，资料中涉及处所的有两类，一是北京，二是真如。前者可以理解，因为用以抄校之内府本即出自钟鼓司，非在京师则不可能完成。况琦美以父荫为官数十载，最终病殁于刑部郎中任上，长期客居于彼亦属自然。
《明赵琦美家抄本东皋子集》
惟后者尤值得注意，万历四十二年和万历四十四年两次题署均在真如邸中，显示琦美有宅第于此。今真如在上海普陀区，距赵氏常熟原籍近一百公里，此在交通不便的明代距离实不算近，常熟古称虞，与真如风马牛不相及，上文“真如”无论如何不能视作赵氏常熟老宅之别称，只能算是别业。
按中国传统，子女长大后一般会分家别居，琦美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祖美、隆美两兄弟，结婚成家后出宅另居亦属自然而然。至此可以推定，“真如”系赵琦美除京师和常熟之外的又一处居住地，且与抄校古今杂剧联系相当紧密。
弄清楚这一点，对于判断赵氏抄校本古今杂剧与“脉望馆”之间关系相当重要。我们已经知道，位于常熟老城的脉望馆是赵琦美和他父亲赵用贤两代沿用的藏书室，今存赵氏抄校古今杂剧地点既不在常熟，也就难怪《脉望馆书目》以及赵用贤的《赵定宇书目》皆未透露这方面任何信息了。
《赵定宇书目》
当然，如果赵琦美将脉望馆作为自己的别号，如钱曾自号“述古堂主人”那样自称“脉望馆主人”，名自随身，地理位置的因素即可不必过多考虑，但目前所见资料并不支持这一点，以此，将抄校本古今杂剧题署与脉望馆联系在一起就显得勉强甚且没有必要了。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无论郑振铎还是孙楷第，包括此后介入此类研究的诸学人均未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