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过年（赵雷）
一家四代儿时的过年
文/林子
“
“百年春节事应与一年同”唉……儿辈们渐渐疏离了我们春节过年的传统，转而热衷于守平安夜，闹圣诞节，跟着别人去过万圣节，跑到街上去鬼闹……
”
01
我外婆儿童时代眼中的过年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外婆说,她6岁的时候,先生就教她背诵王安石的过年诗了。
“先生是谁呀?”刚上小学的我不解地问。
“就是你们现在叫的老师嘛。我们那个时代,女孩子是不许出家门的，我的父亲便把先生请到家里来教我们几姊妹。”
“啥子规矩哟？连家门都不许出。”我问道。
外婆说：“那时尽管已发生了辛亥革命，但成都的封建气氛仍然十分浓厚。小女孩的脚照样被包成三寸金莲。”
“啥子叫三寸金莲哦?”
“看嘛,就是包成我这种尖尖脚，走路好艰难哟。唉……封建制度你还不懂，以后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外婆说,“小寒大寒，收拾过年。每到这时，年的气氛就越来越浓了，先生便收拾好书箱,挑起书担儿回自己的家去了。”其实，和川西平原上的许多农家一样，从农历的十月间起,外婆家里就开始做过年的准备了。
首先是杀过年猪，再把肉做成酱肉、腊肉、香肠之类。光是几头猪就要打理好几天。大人们将这些腌腊制品悬挂在一个偌大的厨房里，密密麻麻的，数也数不清。
“怎么数不清呢?你一排排地数嘛。”我插话。“这你就不懂了，如果把那么多肉全部挂成一排一排的，那可就要把房梁压弯了，只能分散挂，所以就不好数了。”其它如油、盐、柴、米、面、海货、干杂之类的东西准备之充足，就更不必说了。
穿新衣是过年特别重要的内容，因此非常讲究。农历十月一到，外婆家里就会请来几个裁缝，为全家老少量身定做衣服。棉衣棉裤，罩衣外裤。总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各种行头一律易新。家里大大小小十几个人的服装要3个多月才做得完呢。那些裁缝都是些远近闻名、手艺精湛的高手。他们一进门手头就没空过，一日三餐放下碗筷就做。到年关逼近还没做完，便挑灯夜战。
“咋个那么慢嘛?”我插话。
“那可是一针一线用手工缝制的哟，哪像现在有缝纫机呀!”外婆感叹道,“现在这些手艺都失传了。”
此外，打扫清洁卫生也是必须的迎新项目。庭院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连院子外的路面都要重新平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免得亲朋好友来拜年不好走路。房屋里面从地板到天花板，从墙壁到窗户，以及所有的家具摆设，统统都要让它们亮堂起来，光鲜起来，连雕花大床也被擦洗得金光闪闪，恢复了它原本的光彩。至于贴春联、挂年画、放爆竹、守岁、相互拜年当然更是不可缺少的项目。
大年三十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称之为团年，外姓人是不能参加的，即使是当厨师的。也只能在厨房里面吃，不能上桌。外婆说，她母亲告诉她有外人参加团年就会“踏年”,即破坏了来年的好运。
大年初一的名堂就更多了。早上起来,先到神龛前拜先祖，再拜老人，这可是要行大礼的。
“啥子叫行大礼？”我问外婆。
就是双腿下跪，磕头相拜。正月初一的禁忌之多，说都说不完，如初一不出门，不串门，不回娘家，不杀生，不用针，不生火，不吵架，不骂人，不破财(不购物)，不吃荤，不吃药，忌使刀剪，忌打碎器物，忌说不吉利的话，忌哭啼等等。这一天处处都应小心行事，慎重开口，以免破坏了一年的大运。俗话说,“正月忌头,腊月忌尾”,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大年初一这一天是民间最重视的日子”，外婆总结道,“在全家老少求吉利观念的影响下，春节的日子过得既喜庆又拘谨”。
02
我妈妈儿童时代眼中的过年
妈妈说，她觉得自己小时候的过年前，天气好冷哟。有年春节前下起了大雪，她兴奋极了，便拿起铲子去堆雪人。
成都这地方是难得见雪的。
外婆见状就叫她把雪装些回家，放到泡盐蛋的坛子里去，说是雪水泡盐蛋好得很。妈妈说，每次过年前，外公都要叫她提着小水桶，坐渡船到河对岸望江楼的薛涛井里去取水，说是那里的水泡茶清纯爽口，其味无穷。我妈妈便乖乖地提着小水桶去那薛涛井中取水，好在正月初一泡茶喝。
外婆小时候是在乡村长大的，民风古朴。妈妈却生长在都市，加上时代的变迁，相对于外婆的儿童时代，自然少了许多羁绊与禁忌。妈妈说，她那时已可以随便出门，上街乱串，背起书包上学堂了，甚至还可以跟男孩子们一样扯响簧。每年正月初一，她就站在自家门前的街边上扯响簧，一玩就是几个钟头，还可以扯出各种花样儿来,如雪花盖顶，如抛天挂即扯着扯着就把响簧向天上抛起，然后稳稳地接住又继续扯，好过瘾哦。
妈妈是独生女，家庭吃穿不愁，但外公外婆并不娇惯她，家里的日常琐事都要叫她学着做。她在10来岁就帮着大人做过年的准备了，如扫扬尘，洗被子，腌腊肉，推汤圆，样样她都学得精到，并且把这些招数都传给了我们几姊妹。
过年穿的新衣裳，外婆依然是请裁缝做，一般都是中式的，只是没有外婆小时候做的件数多。偶尔看见路过家门前的女孩子穿着新颖而漂亮的西式服装，妈妈好羡慕哟，可外婆就是不去找西式裁缝，只请人给妈妈做中式衣服，最洋盘(方言:得意)的不过是将绊绊扣子做成盘花的而已。
正月初一早上，妈妈给外公外婆行大礼，拜过年以后，带双数的压岁钱当然是少不了的。虽然数目不大，但可以自己支配，这在当时已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因为那个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经济状况很糟糕，幸好日本鬼子没打到四川来，虽然成都挨了炸弹，但与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相比，成都老百姓的生活所受的影响还不算严重。
妈妈说，她小时候过春节时最喜欢到外婆的娘家新都去耍。在那里，全家人都把她捧为掌上明珠,一切依她尽兴。我的小舅公最爱把她扛到肩上，到街上去看耍龙灯，那简直使人心花怒放，狂喜不已。
那些顽皮的小男孩用火把去烧龙，围着烧，追着烧，直到把龙烧成光架架，最后耍龙灯的汉子一身衣裤也被烧成了烂巾巾(方言:破烂的布条)，就像电影里白毛女穿的衣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些捣蛋鬼放“地老鼠”(一种烟花)，只见一团团小火球到处乱串，吓得人东躲西跳的，好不热闹。
小舅公肩上扛着妈妈不好逃，裤脚被“地老鼠”烧得稀烂，不过没关系，只要妈妈耍得开心，小舅公就高兴。
03
我儿童时代眼中的过年
我这个人生不逢时，可以说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天灾人祸”与“文化革命”长大的。尽管缺吃少穿，要什么，没什么，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过年仍然是最美好最神往的日子。那个混沌年代，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能敞开肚子大吃几天，该是一种何等的幸福啊！
有一年冬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屋檐下晾着几节透了水的新布。那时扯了布都要先让它缩水，然后再裁衣服，否则做好了再缩水就会变小而不合身。妈妈指着其中一节紫红色底子上缀满各色点子的花布说，这节豌豆花布是给你做新衣裳的，过年穿。
新裤子呢?我问。
没有布票了。几姊妹都要人人一套新衣服，实在是办不到啊！母亲轻轻叹口气，唉,明年再说吧。
那个年代国家实行配给制，发给每个人的布票根本不够穿，总是有上装就无下装，有冬装就无夏装，政府也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从那天起，我就天天屈指，盼望过年，想像着我扎着两条羊角小辫，穿上那件新衣服的样子。
转眼间我已年过半百，那节豌豆花布的色彩还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可见，它永远在我家老房子的屋檐下随风飘啊飘，带着一个小姑娘的梦……
扫扬尘是过年前家里必做的一件麻烦事。每年腊月间妈妈都要到乡下去砍一大抱竹丫枝，把它们绑在竹竿上做成扫帚，然后满屋子扫，壁头上、天花板、墙角角，决不放过一个死角。把几间屋子打扫完，硬是要折腾一整天，最后全家人的脸都被扬尘和蜘蛛网弄成了“黑花猫”，只剩下两个眼珠子在转。
接下来就是洗全家的铺笼被帐。外婆说，年前洗了大件来年的病痛少。妈妈把我家门板取下来,放到两条高板凳上搭成一个平台，我们几姊妹就围着这张门板，将被单铺开，用刷子蘸着肥皂水刷，腊月间的天气好冷啦，每个人的手都冻成了红包子。
过后还要把洗的东西抬到河里去清洗。哪里有热水呀？那时连炉子用的“蜂窝煤”都要凭票供应，一家人每天只有3个，连煮饭都不够用……
大吃一顿，是那个年代过年时所有家庭共同企盼的主打节目。俗话说,“宁穷一年,不穷一天”。为了过年有肉吃，全家老少得忍受几个月不打牙祭，才能省下几斤肉票来做一块腊肉。
我一看见我家天井上方挂着的那块腊肉，就馋得直流口水，天天盼望过年。在那个被嬉戏为“吃饱了还没吃够”的年代，一块腊肉怎么够我们全家老小九口人吃呢？但妈妈的戏法儿多：她居然用牛皮菜帮子炸出了酥肉，用茄子做成了豆瓣鱼，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代用品。我想，妈妈该到文殊院的素斋餐厅去申请专利才好，可惜那时妈妈不懂专利，又没有经济头脑，换了我的儿辈们，肯定要发财。
大年三十晚上，等我外公最后一个人从成都东郊的工厂回到家后，天已擦黑，我们一家人便围着一张擦洗得发白的旧方桌团起年来。不过团年前还有一个规矩，首先要通灵本家的先祖来吃，然后我们才能动筷子。这是最神圣而庄严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准发出声音。
当我外婆口中念叨着列祖列宗的名字，请他们回来享用年夜饭的时候，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方桌上方为祖先人摆放的两个斟满酒的杯子和筷子，一心想看看究竟祖先人怎么回来吃法。结果发现根本没动静，很让人失望，又不敢乱开腔。
长辈们必须先吃，小字辈们才能动筷子，这是我们几姊妹从小就学到的规矩。事毕。看到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先动筷子了，我才夹起一片肥腊肉,匆匆送入嘴里，一股油香味慢慢地浸下喉咙，那种感受简直不摆了。那顿堆满方桌的菜，五花八门的“假冒伪劣”产品占大多数的年夜饭，使我终身难忘，至今仍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我一直以为，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佳肴。
正月初一是小孩子最愉快的日子，这一天可以不做任何家务劳动，大人们全包揽了。平常我们几姊妹都分担了不同的家务劳动，一年到头，从不间断。
早上起床，梳洗完毕，穿上新衣服，就去给外公外婆拜年。外公说，现在是新社会，大礼就免了吧。于是，我们几姊妹便给外公外婆行点头礼，以示祝福。
拜年之后，外公给我们每人发一份压岁钱：一人12张1角的崭新纸币，喻意为月月红。那时物资匮乏，外爷只好用一小条红纸扎在钱的中间，煞是诱人，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压岁钱，只有外公每年必给。而我的压岁钱从来都没有自己花过，在怀中揣上一段时间后，就被妈妈永久地“借”去了。
正月初一早上当然是吃汤圆，中午吃面条，美其名曰：金线吊葫芦。
午后，外公就带着我们几姊妹到青羊宫去耍。最有意思的是摸铜羊，据说是自己哪里痛就摸哪里，灵验得很。我爱肚子痛，于是就抱住铜羊的肚子使劲儿地摸……
爷孙几人一直要在青羊宫玩到吃了“糖油果子三大炮”(成都的名小吃)，逛到天黑灯会开始，慢慢地欣赏了花灯才回去。整个园林灯火辉煌，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塘里有“荷花仙子”，岸上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边有“仙女散花”,那边有“小鲤鱼跳龙门”。什么兔儿灯、走马灯让人怎么也看不够……直到外公反复提醒，回去了吧，不然就要收车了，我们几姊妹才依依不舍地随外公返家。
04
我儿子儿童时代眼中的过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神州大地的平民百姓摆脱了饥饿，过上了温饱型的日子。我儿子赶上了这个时光。
可以说，与我们的童年相比，儿子打生下来那天起，就天天都在过年：有的新衣服还没有轮上穿,就因人长高了而被束之高阁。什么洗衣机、电冰箱、热水器、浴霸、微波炉、电视、电脑、汽车之类的东西早已把我们的传统打得粉碎。鸡鸭鱼肉、糖果糕点随时都有。要吃汤圆，打开冰箱拿出就煮。再也不像我小时候，过年凭票供应糯米，才能吃上一回汤圆，还要自己用磨子推，好麻烦约。
传统春节那些令人神往的吃大肉、穿新衣、逛灯会之类的项目在儿子面前已成了小菜一碟，不屑一顾，只有压岁钱这个内容他还感兴趣，但胃口却越来越大，我们给一次压岁钱至少元。记得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当知青从农村调到工厂，每月的工资才18元，元我们得辛辛苦苦地干一年。
“儿子，过春节你有些什么愿望呢?”我问。
儿子听了，盯着我半天才说：“春节嘛，我最喜欢压岁钱。我这个人心不厚，能得到一两千块钱就满意了。还喜欢放火炮，这玩意儿我还感兴趣，可惜又不准放。至于吃团年饭，我没一点兴趣。一想到那些东西就腻味，实在要吃的话，那就换换口味，到大餐厅里去吃吃生猛海鲜倒是不错。至于看灯会，那玩意儿死死板板的，我才不喜欢呢。还不如在家看看碟子或上上网打打游戏。春节出行，最好是咱们全家都坐飞机，到暖和的海南去放松放松，或是来一次欧洲10日游，那还差不多。”
真是经济时代造就的一代后生啊！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提升着儿辈们的口气——让你觉得我辈原先的神往与稀罕，如今是如此平常和轻而易举。不过，反过来又想，儿辈们没有重复我们童年的不幸和辛酸，的确是值得庆幸的。
只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也淡化了我们传统的春节文化。儿子童年时代的春节，与我们的童年相比，越来越不传统了。小孩子对父母，连起码的礼节都不讲了，就别提给父母拜年了。
去年春节，我教儿子去给他爸爸拜年，只要求他说一句祝福的话，儿子都不是很情愿，嘀咕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在喉咙里打转转说不出来。
“压岁钱是那么好要的嗦?”我说,“给长辈拜年必须行礼，不拜就坚决不给”。迫于压力,儿子才勉强给爸爸妈妈行了个点头礼，抢过压岁钱就跑。
“百年春节事应与一年同”唉……儿辈们渐渐疏离了我们春节过年的传统，转而热衷于守平安夜，闹圣诞节，跟着别人去过万圣节，跑到街上去鬼闹……
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