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杀行为的反感，是从诗人海子的自杀开始的。
海子的真名叫查海生，安徽怀宁人，他与我的同学汪修明兄在怀宁是同学，而汪修明在南京与我同学，后来又同事40年，我们有好多次谈到海子。
海子确实聪明，他小汪修明兄3岁，小我两岁，但我们同在年参加高考，而且海子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年仅15岁。修明兄以这位天才的同学为骄傲，而我们一批喜欢写诗的南京同学对海子则几乎是仰视！海子在年就写出了他的代表作《亚洲铜》，此时才20岁。望尘莫及，十分佩服。
可是年3月26日，25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两个月后，海子的北大同学、28岁的诗人骆一禾也死了。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流行词叫“三剑客”，海子、西川、骆一禾就是北大的三侠客。两年后，我的诗兄周俊编辑了《海子、骆一禾作品集》，由南京出版社出版，我给汪修明看，但他不看，说，这*孩子也不想想他在乡下的父母……
也许是受修明兄的影响，我忽然对海子喜欢不起来，想想在乡下含辛茹苦的父母，不管有多大的苦难，我都要好好地活着，也希望别人也能坚强地活下去。
海子真正“红”起来，是他死后的事。而且越来越红，红到那英在春晚唱出《春暖花开》时到达巅峰。
海子自杀后，每隔一阵子，总会传来诗人自杀的消息。用斧头砍死妻子谢烨后自杀的诗人顾城，绑石跳湖自沉的诗人戈麦，服*殒命的浙江淳安诗人方向，割断静脉自杀的女诗人蝌蚪，用丝袜自缢的台湾三毛，因病自缢的诗人王长安，因病跳楼自杀的诗人昌耀、徐迟，在家自缢的河北唐山诗人周建岐，服*自杀的女诗人谌烟，跳楼自杀身亡的诗人胡河清，用菜刀自刎的云南青年诗人余地，在家自缢的广东诗人吾同树，在自家柴房自缢的四川诗人游复民，用洁白哈达上吊的西藏诗人荒流，在石家庄跳楼自杀的诗人评论家陈超，在北京怀柔山中绝食而死的诗人卧夫，在深圳跳楼身亡的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在中国人民大学跳楼自杀的90后诗人王尧……
或许是物伤其类吧，诗人一个接一个地自杀，我感到悲伤。可是，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太善于“化悲痛为力量”吧，对于自杀，居然从自杀有因到自杀有理，从同情自杀到自杀成名，再后来，竟然拔高到自杀就是因为不想苟活，再用中国式的二元对抗思维方式，在文化潜意识中推导出：仿佛不自杀者的生存就是苟活……这种社会心理逻辑，有点诡异！
所以至今为止，依然是把自杀圣洁化，我看见怀宁建起了“海子纪念馆”，却没有看见有谁公开谴责自杀行为。
我在“望江女孩自杀，警方救援失败”这个事件发生后，痛定思痛，严肃思考自杀现象。资料显示：我国是自杀高发国家，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的人数约为万。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自杀率农村高于城市。
这才觉得对自杀行为不能同情，也不能止于反感，而需要超越这些常情进行谴责。
因为同情势必滋长自杀行为的发生，反感也只能解决反感者的个人心理问题，只有谴责才能解决社会心理问题，所以我提出“一切自杀行为都应当谴责”的观点。
我的目的是想通过谴责来减少自杀行为的发生，可是竟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甚至辱骂……
反对或不赞成我的这个观点，完全在我意料之中。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使然嘛，没有关系，我觉得见过我这样的观点总比没见过好，在大脑皮层刺激一下，就会留下印象，就像一粒种籽，说不定就能发芽。
但我没想到会被辱骂。
有人骂我不对救援失败的警察口诛笔伐，却对自杀女孩进行谴责，这是冷漠、禽兽不如，有人骂我没有良知、转移公众视线为警察洗地……等等吧，意思如此，但语言很恶*。这就有点断章取义、郢书燕说，并强加于人了。
被辱骂，当然是“坏事”，但坏事也要想方设法变成“好事”，我就想起了两个人：
一个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当年挨骂巨多，他一个一个骂回去，那一刻，我更深刻地理解了鲁迅为什么放弃了长篇小说的写作，而用有限的生命专门去写杂文。
还有一个是胡适先生，他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对他有恩了，自然我很情愿挨骂。”
鲁迅和胡适，两位都是大家，我难以望其项背，但可以学习。鲁迅先生回头骂过去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是私敌。我也没有私敌，我骂回去的多半是我关心的人。我在年写的一首诗《人间四月天》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只想做一个与人为善的小人物
一个小小的真诚的诗人，在这个世界上
无愧也无怨，但有尊严地度过平凡的一生
所以，我不善于团结，更不善于斗争
我只有世人和亲人，没有敌人和仇人
我喜欢哲学，喜欢逻辑，热爱生命
我喜欢秩序，喜欢安静，从来没有野心
所以我一直不愿与权力阶层打交道
我做不到嫉恶如仇，但我喜欢公平公正
我心里确实没有敌人和仇人，我的斗争精神达不到鲁迅先生的高度，同时我也达不到胡适先生的境界，“为了间接对他人有恩，就情愿挨骂”，这个我做不到。因为我没有什么恩仇的概念，我不记得我有恩于人，更不记得谁有仇于我。我挨骂或者骂人都与恩仇无关。我做事、说话、写诗也都与恩仇无关。
我对自己有纪律，叫做：“做有价值的事，说有效果的话，写有温度的诗”。解释一下“说有效果的话”，一要人家愿意听，二是人家能听明白，只有人家听明白了，才可能有效果。所以我得努力把话说明白些，把文字写得好懂些，把语气放得和顺些。
我思来想去，还是认为“一切自杀行为都应当谴责”，并且想得越深，这个观点就越加坚定。同意反对当然由你，但我得把话说清楚。
一、为什么“自杀行为应当谴责”？
第一，世界三大宗教都反对自杀。
基督教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自残、自杀都是毁坏、亵渎神的殿。当你有疾病或苦难时，这是神要通过你的疾病或苦难在你的身上彰显的荣耀，是为主耶稣做的见证。因此，自杀与杀人同罪。自杀者与杀人者都是不能得救的！
佛教认为，人有三生，六道轮回，无始无终，人死后只不过是换一个形式存在。佛教讲不能杀生，杀生便是造下恶业，造下恶业后就永世不得超生。自杀也是杀生的一种，自杀者往往是因为感觉到太痛苦，对人生了无希望，想死后一了百了，其实，是没完没了，未来的生命会更痛苦。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造化生死，生命是真主的恩典，是真主用来考验人在今生业绩的载体，人来到世上，就是接受了真主的信托。《古兰经》说：“你们不要明知故犯地不忠于你们所受的信托”、“你们不要自杀，谁为过份和不义而犯此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狱……”
不只是这三大宗教反对自杀，实际上只要不是邪教的宗教都反对自杀。
很多人说，“一切自杀都应当得到关爱呀”，或者得到同情、怜悯，等等，你怎么能“谴责”呢？还有人因此说我这是“脑子有病”（恶*的话就不引用了）。
须知，在宗教文化环境中，有个大前提就是：凡自杀者都肯定遭到“天谴”了，天谴大于人间谴责，所以，人们就不用再去谴责自杀者了。
而我们的现代社会，不存在这个“大前提”，没有人认为自杀者是“遭天谴”的。我国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包括信仰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现代社会大多数国人都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就不会认为自杀已遭“天谴”。那么，自杀行为既不遭天谴，也不遭人谴，却同样给予同情，甚至比正常死亡更多的同情，这样下去，自杀现象的发生，是会减少呢？还是会更多？！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也反对自杀。
宗教文化对中国人的覆盖面确实很小，而传统文化的覆盖面则是很大的。我们看看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儒、佛、道三家构成，这里只讲这三家。
先看儒家。自孔子以来，儒家始终是一种关于生存的哲学。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他反对怪力乱神，不讨论死亡问题。但他也说过：“夫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由此看来，儒家认为，生命是父母给的，虽然没说自杀会遭到什么报应，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自杀是毁灭整个生命，至少是不孝，是缺德，是“缺了大德”。
佛家文化与佛教、佛学及佛教哲学有一定区别，但有关生死问题，同上面的佛教所述。
道家讲“齐物我，等生死”。齐物我，在此可以理解为“杀人与自杀是一样的”；等生死，是说“生，源与自然，死，归于自然”，但是：“身非汝有，是天地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委顺也”、“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就是说，人不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与死。所以，道家的道教从五戒、八戒发展到戒，都不允许自杀，自杀有违阴阳，是大过。
传统文化对于自杀者的谴责，就体现在乡风民俗之中。
就我所知，在我小时候的望江有一个风俗：“横死不可葬入祖坟山”。自杀就是一种“横死”。这里也存在一个大前提，就是自杀者遭到祖宗的谴责，“不可葬入祖坟山”，意即被祖宗开除了“族籍”，成了“孤*野*”，来生只能到处流浪了。
中国传统是祖宗为大，因为有了祖宗给的“天谴”，民间就不必再谴责了，还有就是害怕孤*野*找麻烦，还会格外地给予同情，甚至给予贿赂。
第三、现代社会有必要重建“大前提”。
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自杀必遭“天谴”。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生生死死，任何文化风俗的形成不是没有理由的，也不是没有作用的。
但是，在现代社会，科学普及，文化革命，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时代进步了，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什么“天谴”之说了，“自杀必遭天谴”这个大前提彻底消失，连“潜意识”里都荡然无存。谁要是说什么“作恶会遭天谴的”之类的话，只会受到天下人的嘲笑。
所以，作恶者不怕报应，不再相信“天网恢恢”，以为犯了罪只要逃出国就好了，他们怕的不是天谴，而是法律，他们也不太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常常会不公正，他们更相信关系，更相信权力，更希望法律不公正对他有利……
所以，自杀者得到追捧，某某诗人自杀了，就迅速蹿红，大家一听说便都来读他或她写的诗了。自杀者不怕天谴，不怕做孤*野*，他们什么都不怕……
如此下去，才会从自杀有因，发展到自杀有理，甚至得到死后哀荣。这样能遏制自杀行为的发生吗？！
所以，有必要重建谴责自杀行为的“大前提”。
既然宗教的“天谴”不存在了，传统文化的“不可葬入祖坟山”的“地谴”也基本上被移风易俗拆除了，那就只有建设“人谴”了。
建设“人谴”，靠法律不行。假如法律规定“自杀者死刑”，可是，自杀者人都死了，无法执行，而无法执行的法律是无效的。
建设“人谴”，靠道德行不行，我看行。而进行道德建设，舆论是比较有效的手段和途径，所以，通过对自杀行为进行舆论谴责，是可以为自杀行为构筑一道“屏障”的，也是可以减少和遏制自杀行为的发生的。
二、为什么我要这么武断地加上“一切”？
有人说，一切自杀行为都值得谴责，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怎样理解海子等人的自杀，和宁可自杀也不叛变等等现象？宁死不屈里的自杀行为好像不需要谴责，无奈的自杀行为更多的需要同情和怜悯。
还有人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自杀行为都应当谴责，去掉“一切”我就同意，加上“一切”，我就反对。
关于“一切”，其实我也斟酌再三，深入思考下来，如果不谴责“一切”，那么，谴责就无效，对自杀行为的“人谴”这道屏障就建设不起来。
因为每一个自杀者做出自杀行为，都有着不同的原因，心理的、生理的、家庭的、社会的、*治的、经济的……而且这些原因，相互交织，别人永远不会知道。如果不知道原因，就无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谈不上具体对待了，这样子每一个自杀事件都会成为特例，就都不能谴责，那么谴责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硬性的虽然看上去不尽合理却实用合适的屏障。只有“一刀切”、一切，才能有效构筑起这样一道屏障。
当然，“一刀切”肯定有不尽合理的地方，但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不“一刀切”就行不通。社会管理不可能使用最理想的方式，只能选择最合适的方式。
比如《劳动法》规定的职工退休，只按“年龄”一刀切，如果还要根据身体状况来个具体人、具体分析、具体对待，那这个*策就无法推行。再比如乘坐火车买半票，只以“身高”一刀切，而不去管年龄，简单有效。比如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文革，也只有彻底否定，其实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任何历史存在都是不能彻底否定或肯定的，历史就是历史，（所以现在还常常有人从某些角度来肯定文革的某些方面），但是，如果不彻底否定，就没办法走出文革。
我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才加上“一切”的。
那么，反过来求证又如何呢，会不会“过”了？所谓过错，过了也是错。我特别举出了屈原、陆秀夫、严凤英、海子这几个极端的例子，来进行反证。如果这四个人的自杀行为都应当谴责，那就可以“一切”。现在来分析一下。
屈原的自杀行为发生在公元前年的五月初五。下面引述我在18年前所写的《八百年的楚国——屈原自沉，楚国沦亡》文章中的一段：
公元前年，楚怀王死于秦。事实证明屈原当初力劝怀王不可入秦的建议是对的。可是此时的当权者还是那些支持怀王入秦的人，当权者想极力掩盖自己的错误，那些无权而且正确的人，就会受到变本加厉的攻讦与迫害。所以44岁的屈原，不仅没有得到楚顷襄王的重用，反而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
这一年，屈原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到长沙，向沅水流域继续南行，至枉渚，去辰阳，继至溆浦，居溆浦一段时间，又自溆浦乘船至枉渚。
公元前年，53岁的屈原，自枉渚乘船自西向东过洞庭湖，到达汨罗江，居江南岸南阳里。
公元前年，屈原移居汨罗江畔的玉笥山下。
在经历了18年的流放之后，公元前年，62岁的屈原得知秦将白起破楚郢都，烧夷陵（今宜昌），东进至竟陵（今潜江西北），南进至洞庭湖一带，而楚都也东迁陈（今河南淮阳）之后，抱石自沉于汨罗江。
这一天就是公元前年的农历五月初五。
那么，屈原的自杀行为应不应当谴责？这个问题很尖锐。
屈原自杀的原因是：人生失意，理想破灭，*治迫害，国破家亡，如此等等，我认为这些“伟大”的原因都不是屈原自杀的必要条件。连必要条件都不具备，为什么要自杀？后世有人说他的自杀是为了唤醒人民，拯救楚国，是爱国主义的自杀，我认为这是拔高，不是事实。要唤醒人民，要拯救楚国，那就要行动起来，那就更不能死呀！实际上，在屈原心目中，“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我认为他死于“绝望”，对楚国的绝望以及对楚国国人的绝望。
屈原给后世留下了美*、忠贞、博爱等人文理想，几千年来，温暖着中华民族。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创立的骚体诗，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他给后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刚刚参加工作时，曾把从图书馆借来的离骚及注解，全部抄在本子上，然后背诵，我对屈原的尊敬超过对孔子，因为上中学时批林批孔、批判孔老二，抹杀了我对孔圣人的尊敬，而屈原是我一直崇敬的人。
但是，到今天，反思自杀现象时，我依然认为他的自杀行为应当谴责。原因是他并非“不得不死”。
因此，只要不是外因所迫而不得不死的自杀，都应当谴责。
陆秀夫是驮着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自杀的，我尊敬他的民族气节，但我觉得他是“杀人犯”，小皇帝的生死不应该由他来决定。所以当时我认为他也应当谴责。现在想来，他自己的自杀不应当谴责，因为他是大敌当前，不得不死。这样的自杀，本质上是“他杀”。
同样性质的还有，如狼牙山五壮士，他们的跳崖，也应该看成他杀。
感谢希江同学提出的问题：“宁死不屈的自杀行为，要不要谴责？”我认为，如果自杀者知道，短时间内迟死早死都会死，没有生的可能，所以选择了早点死，这应该算他杀，还有像被皇帝赐死一类，都是不得不死，也不能算自杀，而是他杀。
再来看看严凤英。我这一生要是说做过谁的“粉丝”，也只有严凤英了。从小到老，一直粉她。在严凤英50周年忌日和90周年生日，我都写了长文纪念她（发在本号《今古行吟》中了）。她的死，不知道有多少人惋惜，我为她还写过这样一首诗《抓住你的声音》：
有一段日子，只要听到你
就睡不着
有一段日子，只要不听你
就睡不了
“三年日月浓如酒
再要回头难上难
那是我抽出的心丝万里牵”
痛啊——
后来就听着你入眠
想着你入梦
看见你飘飘荡荡地来
看见你百思不解地离开
看见你的苦难，“天也落泪”
看见你的迷惘，“云也伤悲”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你了
只好紧紧的、轻轻地
抓住你的声音
融进我的泪水
我还曾采访过当年在安徽省*梅戏剧团的另一个*代表（不是那个万人唾骂的“刘万全”），了解严凤英自杀时的细节（适当时间另文披露）。我知道严凤英当时并非不得不死，坚强一点是能挺过来的，抢救过来了就能活下去。可是她走了……
我想起在我小时候，村子里有一个寡妇——我称呼她“小秀奶奶”，我辈分小，其实她才30多岁——每到祭奠之日，她都会去丈夫坟头骂一场，骂了哭，哭了骂。有一次，村头聚集了一群大人，纷纷议论，都说她不该骂，人死都死了，还骂他，太没有良心了！
这时有个年纪大的老爹爹突然发了脾气，对这群大人破口大骂：“你们懂个屁”，把一群人都骂懵了。
不是当事人，确实没有多少人能懂得小秀奶奶对她亡夫的情有多深，爱有多深，恨有多深，骂有多么的痛……
我又想起李煜，李煜是南唐的皇帝，国破家亡后，他没有自杀，去了汴梁，在那里囚禁时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成就了“词帝”的巅峰。
实际上，我对自杀行为的谴责，本质上不是不同情，而是超越了“同情”这种浅薄的情感，是痛惜，是悲悯……
实际上，我知道，某些人只不过是借这孩子的死，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而已！我就想啊，要是真把这个社会搞乱了，吃苦倒霉的不还是这些底层的乡亲吗？
实际上，我在重新认识望江，回眸一望，一声长叹，那已经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望江了，伤逝……
孩子，愿你一路走好，愿你还有再一次的人生。但你要知道，那个人生不一定就比这一次的好，也许好点也许更糟，但无论如何，你都要珍惜生命，你不坚强谁能代替你坚强？
亲爱的读者，感谢你们的阅读。知我者，我们互勉；不知我者，也是尘缘。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我的观点，我都感谢。君子论争，求同存异，可各持己见，互道安好！
最后我要呼吁乡亲们的是：理性、建设性！
理性不是冷漠，无知不是善良。破坏很容易的，就像这孩子之死；建设很难，就像这孩子的生存。
有关此事件的前两文，我都没有设置打赏，本篇加以设置。我以前请求打赏最高不超过5元，这一次多多益善。此文的打赏将全部转交给周贤节族弟，我也将另尽我的一份微薄。谢谢你们！
周贤望